这个试图以量化对比方式来概括两地关系的问题其实充斥着情绪，但这样的不理性却在两地舆论场上很有空间。 在曾经，香港的反对派用“内地侵蚀香港”炒作社会议题，而另一边，内地网民则多认为已经享受了这么多政策优惠的香港不懂“知恩图报”。 图源 | 网络 这两方观点，都有意的忽略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两地相互扶持的道路。 香港经济的腾飞从来不是孤零零的拔地而起，自始至终都是与大陆深度合作，密不可分。 而另一方面，香港历来也是内地发展的起源地、避难所和加油站，如果当年没有留下香港这么一个对外连接的窗口，很难说内地改开的这几十年能如此顺利。 第一章：革命 香港注定和中国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的启蒙教育就从这儿开始。 图源 | 网络 孙中山不仅在香港接受教育，其后提倡革命，组织兴中会就是以香港为基地。可以说，香港在思想、组织、军事和财政等方面对辛亥革命运动产生过全方位的影响。 之后，在中国社会不断变迁发展之中，更随处可见香港的身影。 1938年10月，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指示下，30岁的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在中环开设一家名为“联合行”的商行。 图源 | 网络 仅从1938年9月18日到1941年的秋天，杨廉安就将包括药品及医疗器械在内的120多吨物资，和捐款500万美元运到延安。而联合行，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华润。 在香港运往延安的物资中，有我们熟知的青霉素，它以前的名字叫盘尼西林。 现在的青霉素已经便宜到随处可见，随时可用。但在二战期间，青霉素可是堪比黄金的“特供物资”。由于日本人的封锁，早期的时候，盘尼西林只能在香港购买再偷运到内地。在黑市上要一根小黄鱼（约1两重的金条）才能买到一支。 图源 | 网络 从香港辗转到达延安的青霉素，更是被视作珍宝，未经中央批准不可动用。陈云，关向应等多位中央领导和抗日将领就是被它从鬼门关上拉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送来的青霉素挽救了延安革命事业，一点都不过分。 时间轴拖动到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解放广州之后，所有人都以为要直指香港，并且，第四野战军第44军就驻扎在如今的深圳罗湖一侧，前面就是一步之隔的「香港」。但解放军却突然刹住了脚步。 49年驻扎在罗湖的解放军 图源 | 网络 十多年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一招后面的未雨绸缪。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一度在国际上陷入极其被动的状态。而就在这个时候，香港成了新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唯一渠道，为新中国与其他势力沟通，缓解中国外交冰冻，架起了桥梁。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协会运动员4位官员和科恩、雷塞克等9位运动员还有2位配偶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经香港抵达北京，打了地球上影响最深远的一场乒乓球赛。 美方航班在香港入关 图源 | 网络 从此，“小球转动大球”，中美关系破冰，次年尼克松访华。 而如今中美关系再次降至冰点，香港再次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后文再说。 第二章：两次逃港潮，改变香港时代命运 在近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逃港潮。 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当时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上海申新纺织厂损失惨重。其创始人荣宗敬，被誉为中国的“棉纱大王”，也从上海避居香港，并陆续在香港开办了大元、南洋和伟伦纱厂。 图源 | 网络 这只是当时众多内地企业迁移的一个缩影。 据保守估计，仅在1947年一年时间，中国大陆就有超过50家的工业企业搬迁到香港，并携带着价值超过5000万港元的机器设备和资本。 在这一时期，一些传奇人物也因各种际遇来到香港。刚读完初中寄住在舅舅家的李嘉诚、怀揣数十万的积蓄与父亲一道来香港打拼的包玉刚以及日后打造了香港娱乐业“黄金年代”的邵逸夫。此时的他们尚名不见经传，却都在日后成长为企业界的巨子，搅动风云，叱咤商界。 另一次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前深圳河南北生活水平差别巨大，大批内地人通过偷渡方式过境谋生。 图源 | 网络 作家陈秉安《大逃港》一书翔实记录了发生在深港边境地区的“逃港潮”。 书中“华山救亲”一章提到，1962年5月有约3万内地人集结在位于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的华山，面对港英政府强行遣返的政策，香港市民在媒体号召下密切关注内地同胞状况。“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机旁，关心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的命运……延绵数公里的路上，集结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万市民，他们中有不少是趁着微明，从市内驱车赶来送亲人的。” 图源 | 凤凰网历史 在背井离乡的内地人眼中，香港是改变命运的地方，而对于香港来说，大量吃苦耐劳的内地人的涌入，是香港经济腾飞的重要贡献者。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资本、机器、劳动力、企业家，制造业发展的要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香港集结完毕，而香港也实现了制造业的原始工业积累。 在此之前，香港的制造业并不发达，比重极低，仅仅在40年代之前有过两次短暂的增长，如昙花一现，很快便销声匿迹；在此之后，香港本土制造业开始迅速崛起，香港工业制品的出口产值在1960年首次超过转口贸易产值，并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图源 | 网络 若干年以后，许多人都认定这两次逃港潮是香港制造业发展的起点。日后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产业格局的变化，以及与中国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仿佛都能从这里找到注脚。香港的时代命运，悄然改变。 第三章：从前店后厂到资本通道 1978年8月，日后对全中国影响深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在北京酝酿，而在遥远的南方，东莞的太平手袋厂迎来了一位香港老板。 这个老板带来了一个人造革手袋，要求工人按照这个样子再制作一个同样的手提袋。一没有图纸说明，二没有现成技术，工人们熬了一个通宵，终于用缝纫机拼接成跟原版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提袋。客人非常满意，不久便与太平手袋厂签订了加工合同。 图源 | 网络 几乎是在相仿时间，珠海的香洲毛纺厂、顺德的大进制衣厂扎堆成立，纷纷与港资合作建设合资工厂。因为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对于究竟谁才是与港资合作第一厂一直存有争议。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在之后的几年，港资合作厂开遍了广东各地。 彼时的香港与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现象：香港地区利用海外贸易窗口优势，积极承接订单，提供技术和原材料，扮演“商店”的角色。而紧邻的大陆珠三角则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进行产品的加工装配和制造，扮演“工厂”的角色。一前一后，合作无间，这种模式也被形象的称为“前店后厂”。 90年代深圳 图源 | 网络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抗战时期，中国大陆的企业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迁往香港；改革开放后，香港的企业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选择在大陆投资。企业来来往往，人员熙熙攘攘，仿佛完成了时空的一次轮回。 随着制造业逐步流向内地，香港也进一步转型成为了中国大陆的服务中心和资本通道。 从1993年青岛啤酒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国企到今天，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超过1000家，首发和增发的总集资额超过5.8万亿港元，占香港市场总市值的逾66%，占总成交额超过70%。 图源 | 网络 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每年处理全球70%以上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靠香港。 许多人诟病香港从这些“内地业务”中的获利不用向中央政府交税，但香港发挥的作用，远比交税更重要。 中国作为一个年出口接近2.7万亿美元的贸易大国，为应对贸易战，需要一个自由港来寻找出路，而香港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港。数据显示，香港2019年转口货值达到505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内地。 图源 | 网络 这就意味着，每年至少有数千亿美元货物是大陆借香港通道出口到国外的。或许香港的经济体量不大，但它作为世界性的流量渠道，为中国的货物进出打开了一个新出口。 2002年，朱镕基方问香港时，在答谢晚宴上时也全文吟诵《狮子山下》。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出自香港歌手罗文为电视剧《狮子山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他也是六七十年代逃港潮的一员。 几十年来，狮子山精神已经融入香港的血液，成为了香港人的精神代表，象征着香港人不惧困难、拼搏进取。 同时，也默默记录着香港与内地相互扶持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