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弹丸之地，被殖民百年，为何会有这么多知名大学？

1938年2月18日，长沙岳麓山，危楼之内，闻一多长衫灰袍，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课”。

远天阴云连绵，半个中国狼烟飘荡，时代正深陷噩梦之中，日军相逼之下，迁至湖南的北大、清华、南开又决定再次南迁，前往昆明组建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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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部人马乘火车由长沙到香港，由香港渡海至越南，再从越南绕道云南。

香港作为避开日军封锁的中转站，承担着保留民族未来火种的使命。在这一行人中，不乏名家大师，他们有些是第一次踏足香港，有些与香港结缘，在西南联大时代结束后，在香港开坛授业。

未来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陈寅格，以及创办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钱穆，均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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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后的今天，众人惊叹香港一座城市便有如此之多的世界知名大学，却鲜有人知传承的火焰燃起于何年代。

那个时代，灰雪漫天落下，雪中埋着火种，在香港复燃起连片熊熊热焰，锻铸成这座城市如今的人文内核。

香港中文大学是少有的在现代还保留书院制的大学，如今共由9大书院构成，而这一传统，或多或少受到其创始人之一的钱穆影响。

1949年，54岁的钱穆应华侨大学之聘自上海南下广州，在街头偶遇老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张说自己准备去香港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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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0月学校成立，钱穆在亚洲文商夜校的开学典礼上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东西。

根据校友唐端正的回忆，开学典礼由钱穆亲自主持。唐端正并不熟识钱穆的无锡口音，看院长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却只听懂了“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复兴中华”。

新亚初创之时，许多大陆青年流入香港，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的确为内地来港的青年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场所。但是，钱穆的办学目的决不止此。他在给他老师吕思勉的信中称自己南走香港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新亚书院创办初期经费拮据，但书院内不乏久负盛名的学者，如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家左舜生、教育学家吴俊升、国学家罗香林与饶宗颐、经济学家杨汝梅、书法家曾克端等。

彼时的香港，可以说是大师云集的时代，动乱年代或者中西方对抗加剧的时代，香港作为二者之间的窗口和缓冲地带往往能够聚集众多的学者大家，彼时如此，今日亦然。

这些学者便在这个200平方米的桂林街简陋校舍里共聚一堂，颇有古时诸子百家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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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已有超过300万人口，却依然只有以培养殖民地文官人才为教育目的、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香港大学一家高等学府。而在当时，新亚书院已成为一所拥有8系1所、456名学生的享有盛誉的学校。

后在1963年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既坚持要用“中文大学”校名，又坚持要用中国人担任第一任校长，以区别于当时香港大学盛行的英国精英教育。

中大的创立打破了英国殖民地只允许一所高等学府存在的惯例，并成功掀起香港1970年代的“中文运动”，成为那个时代港英政府统治下国人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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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一直到80多岁时才退休，他拖着衰老的身躯上最后一堂课，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讲台了。钱穆弟子孙国栋忆及：“那个已然衰弱到连走路都费劲的先生，宣布下课，在大家答礼要离开的时候，钱先生突然在讲台上大喊：‘你们是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中国！’”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有很多人的思维定式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一个观点，即“难考即厉害”。更广泛地说 很多人认为，什么东西抢破头了才是“好”的，越多人抢越“好”， 这种思维是典型的“内卷思维”。

香港八大校除了港中科，其他对于港人来说确实没那么难考，至少相比于内地考985而言，还是要轻松不少，但这并不能说明香港高校水平差，事实上去看看香港高校每年发了多少SCI，学校有多少IEEE fellow，本系一共发了多少篇顶级会议论文，或者更简单的，看看各大排行榜上港校在科研方面的打分情况，都不难发现港校并非依靠一些人刻板影响中的“国际化程度”拿到靠前的世界排名。

事实上，港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香港对于高端科研人才的吸引力。

从历史层面看，像钱穆、陈寅格这种国学大家在那是来到香港，无非是源于时局动荡，香港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能够专心研学。以在香港大学授课的陈寅格为例，最初陈寅恪前往香港，是因为牛津大学发来聘书，陈寅格取道香港，一方面以香港作为中转站，一方面接早已在香港居住的妻女一同前往英国。可正准备出发之际，欧洲二战炮火响起，陈寅格便留在香港大学讲授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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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目前还保留着如此浓厚的中华文化，不得不说得益于中国近代百年前南下的众多学术大家，晚清翰林朱汝珍、赖际熙、陈伯陶等于上世纪初南下香港，他们重塑了香港的历史文化，开启了国学在香港的传承。陈寅恪和钱穆更是为香港培育了几代国学人才。

说完近代，再回到现代。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香港只注重金融、地产、航运贸易等产业，科创产业薄弱，本土学生大多修习商科，所有期盼不过毕业后能进银行每月拿几万人工。

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里诞生了多少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建国之后，大陆至今没有出现过如丘成桐那样级别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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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内地高校，港校的更多追求可商业化的项目，从中也孵化不少科技公司，也有很多选择和内地的科技公司合作开发，这些项目当然不如核聚变那么高大上，但是这些项目依旧具有极高的价值。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无人机领域独角兽——大疆，就是孵化于香港科技大学的优质企业，2011年，还是博士生的汪滔带着他的无人机项目参加比赛，发展至今，大疆的估值已达1660亿，年营收近200亿，垄断着全球八成以上的无人机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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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科研能力也离不开众多高水平学者，还是以中大为例，截止2018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中，共有5位获得诺贝尔奖、1位获得菲尔兹奖、1位获得图灵奖，以及众多沃尔夫数学奖、勒诺多文学奖和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得主。

香港中文大学图灵奖获得者Prof. Joseph Sif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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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际学者都愿意到香港进行科研，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宽松的科研经费制度自然是必不可少，除此之外，还有熟悉的生活环境。英国人密福特在1865年给友人的信中就已写道：香港是世界上最像大杂烩的地方之一。街上有中国人、印度人、欧洲人以及各种混血儿，语言是和粤语“杂交”的英语。

国际化的生活环境使得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跑马地马场周边就坐落着印度教寺庙、锡克庙和天主教教堂，三者相隔不远，步行只需十多分钟，各种文化都相互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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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优秀学者加入，自然能够对其他资源起到虹吸效应，建成一所又一所的知名高校。

对港府而言，自然也清楚这座城市的历史地位及优势，在最新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港府在科研创新领域大动作频频。

不仅为港大、中大于薄扶林预留4公顷现属“绿化地带”的土地兴建深科技研发大楼。

更是打算在河套地区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土地，还与内地积极研究建立一个一站式沙盒联网，利便粤港澳三地的金融机构及科技公司测试跨境金融科技应用项目，一举解决了从科研到融资的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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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港府在施政报告中所构想的那样：

“南金融，北科创”未来将是香港的发展方向。